1982年的夏天，好像永远都不会结束。红峰砖厂上空悬着的那轮太阳，毒得像个后娘的巴掌，把地皮烤得发烫，连吸进肺里的空气都带着一股焦糊的土腥味。

　　我叫王石山，那年四十出头，是砖厂食堂里掌勺的炊事员。我的世界，就是那口能煮下百十号人饭食的大铁锅，以及终日缭绕的煤烟和饭菜香气。

　　砖厂是个没什么道理可讲的地方。男人们赤着油亮的脊梁，古铜色的皮肤上挂着豆大的汗珠，汗珠混着红色的砖末子，在身上冲刷出一道道泥泞的沟壑。他们喊着震天的号子，把一块块沉重的砖坯搬进窑里，再把烧得通红的砖头运出来。力气就是话语权，嗓门就是威风。每天最让他们期待的，莫过于我敲响食堂门口那块铁片子的声音，那是开饭的信号。

　　白面馒头、高粱米饭配上一大锅萝卜白菜炖猪肉片子，就是对他们一天辛劳最好的慰藉。工人们像狼一样涌进来，用粗黑的大手抓起馒头，把饭菜扒拉得山响。

　　他叫林远，是个孤儿。听说是爹妈在山里出意外没了，一个远房亲戚嫌他是累赘，把他扔在砖厂，给了工头几句好话，让他自己讨路。那孩子也就十岁光景，瘦得像根被霜打过的豆芽菜，穿着一件洗得发白、明显不合身的破褂子，脸上总沾着几道黑灰，只有一双眼睛，黑得像两颗浸在水里的石子，透着一股与年龄不符的警惕和安静。

　　他从不主动跟人说话，也不像别的野孩子那样哭闹撒泼。他总是在食堂最远的那个角落，像只胆小的野猫，在工人们吃完饭后，悄悄地凑过去，在满是油污的桌子上捡些掉落的饭粒，或是把别人碗里剩的那点残羹冷炙刮到自己带来的一只破搪瓷碗里。

　　工头张大力是个五大三粗的汉子，嗓门跟打雷似的，最喜欢拿这孩子寻开心。他常常在林远好不容易聚拢起一点食物时，故意大笑着走过去，把一块湿泥巴精准地弹进他的碗里，然后看着林远那瞬间黯淡下去的眼神，和他那帮手下一起发出哄堂大笑。有时候，他们还会故意伸出腿，看那孩子抱着破碗摔个嘴啃泥。

　　林远从不哭，也从不反抗。他只是默默地爬起来，拍拍身上的土，把还能吃的挑出来，继续填进嘴里。他那股沉默的倔强，像一根看不见的刺，扎在砖厂这片浮躁的尘土里，也扎在我的心里。

　　在砖厂所有人的眼里，我王石山，是个比工头张大力更不好惹的“铁公鸡”。尤其对那个叫林远的孤儿，我表现出的“厌恶”简直到了人尽皆知、令人发指的地步。

　　只要饭点一到，那孩子瘦小的身影敢在食堂门口探头探脑，我必定会第一时间发现。我会立刻放下手里的炒勺，抄起灶台边那根被熏得乌黑的烧火棍，瞪起眼珠子，声色俱厉地吼道：“滚滚滚！小讨债鬼，又跑来碍老子的眼！再不滚远点，我打断你的腿！”

　　我的嗓门一点不比张大力小，带着一股子常年跟油烟打交道的火气。工人们一边扒拉着饭，一边幸灾乐祸地看着。有的还会搭腔：“王师傅，跟个娃儿置什么气，给他点刷锅水喝不就得了。”

　　“刷锅水都嫌脏了我的锅！”我总是这么恶狠狠地回一句，直到看见林远的身影彻底消失在砖窑的阴影里，我才余怒未消地回到灶台边。

　　一来二去，整个砖厂都知道我王石山是个心肠比石头还硬的家伙，连个孤儿都容不下。“王老抠”、“王阎王”，这些外号就是那时候传开的。

　　等工人们都吃完走了，食堂里只剩下我和一堆待洗的锅碗瓢盆。我会把那口硕大的铁锅架回灶上，开始刷锅。这时候，我会特意把火烧得旺一些，然后用锅铲，把黏在锅底的那层被烧得焦黑、又干又硬的锅巴，“刺啦刺啦”地用力铲下来。那玩意儿黑得像碳，硬得能硌掉牙，是工人们最嫌弃的东西。

　　我把这些焦黑的锅巴片收拢到一起，用一张捡来的旧油纸随意一包，揣在怀里。然后，我会端着一盆洗碗水走到食堂后面。林远通常都在那里，像一只等待投喂的流浪猫，躲在一人高的废弃砖堆后面，只露出一双眼睛。

　　看到他，我脸上的不耐烦便会立刻升腾起来。我大步流星地走过去，从怀里掏出那包东西，不由分说地“扔”到他脚边的尘土里，再配上一句经典的台词：“吃完赶紧滚，别整天跟个鬼影子似的在我眼前晃！”

　　张大力那伙人要是还没走远，准会对着这一幕起哄：“哈哈哈，快看王老抠那德性！也就这种猪都不吃的玩意儿，他才舍得给人！”

　　林...远从不说话，他甚至不会抬头看我。他总是以一种超乎寻常的速度，像抓取珍宝一样迅速捡起那包油纸，然后一溜烟地跑到更远的、谁也看不见的砖窑后面。我能想象出他狼吞虎咽的样子，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着，又酸又胀。

　　这个场景，在红峰砖厂那个燥热的夏天，日复一日地循环上演。我的“刻薄”，和砖厂的红砖一样，一块块垒了起来，成了我身上最醒目的标签。

　　没有人知道，那些看似毫无价值的焦黑锅巴里，藏着我一个中年男人笨拙又隐秘的心思。我的善良，和我这个人一样，上不了台面，只能藏在最粗糙、最不起眼的伪装之下。

　　那天，砖厂的效益据说不错，厂长特批食堂加餐，炖了一大锅猪头肉。整个食堂都飘着一股霸道的肉香味，工人们的眼睛都放着绿光，吃得满嘴流油。忙活完一阵，我偷偷给自己留了一小块，不是最好的肉，是一块连着不少肥油的边角料。

　　等到食堂里的人都散去，只剩下我一个人时，我把那块肉拿了出来。环顾四周，确认门外没有任何人影，我才把肉放在案板上，用我那把切了十几年菜的刀，飞快地将它剁成了细碎的肉末。肥油被剁成了晶莹的油渣，混着一丝丝精瘦的肉，我再撒上一点点盐，用手拌匀，藏进一个平日里放调料的小碗里，用块布盖好。

　　到了晚上，工人们吃完饭，我又开始了我每天的“固定节目”——铲锅巴。但今天，我格外用心。我没有让火烧得太猛，而是用文火慢慢地烤着锅底。我像个手艺人打磨作品一样，用锅铲轻轻地敲着锅底，感受着那层锅巴的厚度和火候。

　　终于，我小心翼翼地铲下了一块足有我巴掌大的、完整的锅巴。这块锅巴与往常不同，外面一层依然焦黑，但贴着锅的那一面，却是诱人的金黄色，散发着纯粹的米香。我迅速将它翻过来，用勺子背在金黄的那一面轻轻压出一个浅坑，然后做贼似的从碗里挖出那一小撮藏好的油渣肉末，小心翼翼地铺在坑里。接着，我拿起另一小片锅巴盖在上面，用力压实，做成一个“夹心饼干”的模样。

　　最后一道工序，我把这块“夹心锅巴”的外层，在灶台还未熄灭的余烬上又燎了几下。这么一来，外面看起来就和往常那些黑炭疙瘩没什么两样了，那一点点肉香也被更浓重的焦糊味掩盖得严严实实。

　　做完这一切，我长舒了一口气，擦了擦额头的汗。我恢复了那副冷漠的表情，把这块温热的、沉甸甸的锅巴揣进怀里，走了出去。

　　我依旧把那包锅巴“扔”在林远脚下，吼着让他滚。看着他捡起东西飞快跑开的背影，我的嘴角，在无人看见的夜色里，微微勾起了一个几乎无法察觉的弧度。

　　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发现里面藏着的东西，但那是我唯一能为他做的事了。在这个粗野的地方，直接的善意只会给他招来更多的欺凌和觊觎。只有用这种“刻薄”的方式，把食物伪装成“垃圾”，才能让他安安稳稳地吃进肚里。

　　好景不长，张大力的目光又一次盯上了林远，这一次，事情闹得比以往任何一次都大。

　　那天是发工钱的日子，张大力领了半个月的工资，鼓鼓囊囊的一个小信封。他揣着钱在厂里耀武扬威地转了一圈，喝了点小酒，回到工棚睡了个午觉。一觉醒来，他一摸口袋，信封不见了。

　　整个工棚都被他翻了个底朝天，最后他把怀疑的目光，锁定在了下午曾在工棚附近捡煤渣的林远身上。在他看来，这孩子就像只偷食的老鼠，手脚肯定不干净。

　　“就是那小杂种偷的！肯定是他！”张大力通红着眼睛，怒吼着冲出工棚，后面跟了几个平时跟他混的小青年。

　　他们在一个堆满砖坯的角落里堵住了林远。那时候，林远刚从我这儿拿走当天的锅巴，正准备找地方吃。

　　“小王八蛋！把钱交出来！”张大力像老鹰抓小鸡一样，一把揪住林远的衣领，将他提了起来。

　　林远瘦弱的身体在空中晃荡，吓得浑身发抖，脸色惨白。但他没有哭，也没有求饶，只是用两只小手死死地护着怀里，好像那里藏着什么天大的宝贝。

　　他这个动作，更加坚定了张大力的判断。“还护着？钱就在里面吧！”他粗暴地吼着，另一只手伸过去，蛮横地抢夺林远怀里的东西。

　　林远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反抗，但哪里是一个壮汉的对手。只听“嘶啦”一声，他怀里的东西被张大力一把抢了过去。

　　张大力摊开手一看，愣住了。不是钱，不是信封，只是一包用油纸裹着的、黑乎乎的东西——我刚给林远的那包锅巴。

　　“妈的，晦气！”张大力恼羞成怒，嫌恶地把油纸包狠狠摔在地上。黑硬的锅巴滚了一地，其中一块裂成了几瓣。张大力还不解气，抬起穿着大头皮鞋的脚，就想朝那堆锅巴碾上去，嘴里还骂着：“让你吃这种垃圾，老子今天让你连垃圾都吃不成！”

　　就在他的脚即将落下的那一瞬间，一个洪钟般的声音炸响在众人耳边：“张大力，你他娘的住脚！”

　　所有人闻声望去，只见我，王石山，端着一盆还冒着滚滚热气的刷锅水，像一尊怒目金刚一样站在不远处。我二话不说，迈开大步冲过去，将那盆滚烫的刷锅水“哐当”一声重重地顿在张大力脚边。热水溅起老高，烫得他“嗷”地一声惨叫，抱着脚跳到了一边。

　　我一把将林远拉到自己身后，一双熬得通红的眼睛死死瞪着张大力，胸膛剧烈地起伏着。这是我第一次，在所有人面前，如此旗帜鲜明地护着这个孩子。

　　“张大力！你还要不要脸了？”我的声音里带着压抑不住的怒火，“欺负一个娃儿算什么本事！自己把钱弄丢了，就赖在一个不会说话的孩子身上？钱丢了去报公安，去跟厂长说！在这里耍威风，是不是看我王石山的食堂好欺负？！”

　　我这一通吼，把在场所有人都镇住了。他们从未见过我这副模样。张大力被我的气势吓得一愣一愣的，捂着被烫红的脚脖子，色厉内荏地狡辩：“王……王师傅，我……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就是怀疑……”

　　“你怀疑个屁！”我指着地上的锅巴，一字一顿地说，“这玩意儿是我给他的！他身上除了这点不值钱的吃的，还有什么？你要是今天敢动他一根指头，我王石山跟你没完！”

　　周围的工人都围了上来，对着张大力指指点点。就在这时，张大力的一个手下气喘吁吁地跑来，手里拿着那个丢失的信封：“大……大力哥，钱找到了，掉你床铺的草垫子夹缝里了……”

　　风波平息了。我低头看着身后拉着我衣角的林远，他仰着头，那双黑亮的眼睛里，第一次没有了警惕和害怕，而是闪烁着一种我看不懂的、湿漉漉的光。我心头一软，但嘴上依旧刻薄：“愣着干啥？把地上的东西捡起来，赶紧滚！”

　　说完，我头也不回地端起水盆，走回了食堂。我的心，跳得比刚才跟张大力对峙时还要厉害。

　　那场风波过后，砖厂里的气氛发生了微妙的变化。工人们看我的眼神里，少了几分嘲弄，多了几分敬畏和不解。张大力一伙人也收敛了许多，再没敢明目张胆地找林远的麻烦。林远依旧沉默，但他看我的眼神，似乎总带着一丝依赖。

　　平静的日子没过多久，一个更大的风暴席卷了整个红峰砖厂。上级下了文件，因为设备老化、污染严重、连年亏损，砖厂要被关停，所有工人遣散。

　　消息像瘟疫一样传开，人心惶惶。往日喧嚣的砖厂一下子安静了下来，取而代老之的是一片离愁别绪和对未来的迷茫。工人们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，叹着气，各自谋划着出路。

　　在这片巨大的混乱中，林远那个几乎没人记得的远房亲戚，是第一个卷铺盖跑路的。他走得悄无声息，就像他来时一样，没有跟任何人打招呼，更没有管那个被他扔在这里的孩子。

　　我心里惦记着林远，砖厂一关，这孩子可就真的无家可归了。那天晚上，我特意多留了些饭菜，还破天荒地煮了一个鸡蛋，用我自己的粮票换的。我想等林远出现时交给他，再跟他好好聊聊，哪怕是送他去孤儿院，也比在这儿没人管强。

　　然而，我从天黑等到深夜，食堂的灯火都快熬干了，也没等到那个熟悉瘦小的身影。

　　第二天，我逢人就问，有没有看到林远。所有人都摇头。第三天，砖厂已经走了大半的人，林远就像一颗露珠在朝阳下蒸发了一样，再也没有出现过。

　　一种巨大的失落和恐慌攫住了我。我疯了似的在已经变得空旷的砖厂里寻找。我找遍了砖窑后面那个他常去的角落，翻遍了食堂后的废料堆，甚至连废弃的蓄水池都探头看了。没有，哪里都没有。那个孩子，就这么无声无息地消失在了我的世界里。

　　最后，我失魂落魄地走回了我曾经无数次“扔”给他锅巴的那个老地方。那里堆着几块青砖，是我和他之间默认的交接点。我本不抱任何希望，但眼神扫过时，却猛然定住了。

　　我心中一紧，快步走了过去。蹲下身，我才看清那是什么。那是一个用砖厂的红泥坯捏成的小鸟，只有我半个手掌大，显然是在窑火边偷偷烤干的，所以颜色深沉，质地坚硬。小鸟的做工十分粗糙，翅膀和身体几乎分不清，但捏鸟的人显然很用心，鸟的头部有一个小小的、努力上翘的喙，而整个鸟的头，正不偏不倚地，对着食堂的方向。